据陈维仁告诉笔者，商议创办这个刊物时，颇为有趣：
最初有人提议办成月刊。胡耀邦当即摇头，以为月刊周期太长，不能迅速“针对时弊”；于是，有人提议改为半月刊。胡耀邦仍摇头；有人提议办旬刊，胡耀邦还是摇头。人们问胡耀邦：“你想几天出一期？”胡耀邦说：“3天！”
3天？！这在中央党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出版速度，大家明显地流露出畏难情绪。
最后，胡耀邦“妥协”了，同意“5天出一期”。
胡耀邦说：“逢五、逢十出版，刊名就叫《理论动态》。”
这时，大家仍觉得难以办到。胡耀邦说：“每一期可以只发一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分量。”
胡耀邦拍板，《理论动态》就这样决定办了起来。
陈维仁回忆说：
胡耀邦之所以要办《理论动态》，宗旨非常明确，刊物首先办给领导干部看，内容是集中把十年动乱中被、“四人帮”和康生一伙搞颠倒了的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说，这个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要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当个“排头兵”。当排头兵，就要敢于“冒尖”，带头冲破禁区，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在当时多么不容易！
陈维仁回忆，胡耀邦说，中央党校不光要有讲坛，而且要有论坛。这论坛就是《理论动态》。《理论动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央党校的范围。
陈维仁回忆，办《理论动态》，提倡思想解放，并非那么容易，在当时要担很大风险。
陈维仁说，胡耀邦思想活跃，敢讲话，但胡耀邦又是真正求真务实的人。他从不冒险，只是觉得该讲的话才讲。他对人宽厚，处事稳健，平时读的书很多，实际情况也了解得多，无论办党校，办刊物，都是从党的利益考虑，所以他能无私无畏。他心中装着党，为此，他当时感到不知有多少问题需要发言。常有这样的情况：有时编辑部同志感到没有题目做文章了，告诉他，他总是讲，你们怎么会觉得没有题目，题目多的是嘛！把大家找到一起，他就侃侃而谈，个把钟头下来，无形中就给动态组的同志出了一大堆题目。大家分头去写，个把两个月都不愁“无米下锅”了。开始一两年，可以说大多数文章的题目是他出的，有的连内容都点得很明白。稿子排出大样都要送给他看，看了还亲自改……
陈维仁还回忆说，《理论动态》创刊时，“四人帮”刚垮台几个月，许多人还受着
“文革”宣传的那一套假大空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束缚，特别是受着“两个凡是”的禁锢。而《理论动态》的文章与“两个凡是”相对立，“离经叛道”，常常违反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不少文章一出来，在校内外都会引起震动，引发强烈反响。大体是三种情况：一是拥护文章的观点，感到读来很过瘾，认为是讲出了多年想讲而不敢讲的话；二是虽然赞成，但担心犯错误，给领导同志帮倒忙；再一种就是公然指责——“你们这是想干什么？”——认为是要“砍旗”了。
曾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孟凡告诉笔者，《理论动态》编辑部人手很精悍，最初由他为组长，编辑有王聚五和沈宝祥。1982年改由王聚五任组长。1985年由沈宝祥任编辑部主任。
笔者在中央党校采访，熟知《理论动态》内情的人几乎都说，《理论动态》真正的“总编辑”，当推胡耀邦：
《理论动态》的文章题目，最初差不多都是胡耀邦出的；
《理论动态》很多文章的观点，是胡耀邦提出的；
《理论动态》的文章，是由胡耀邦最后审定的。
胡耀邦说：“办了《理论动态》，等于在中央党校大院之外，又办了一个党校！”
《理论动态》创刊于1977年7月15日。这个刊物，后来竟出了1000多期！《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发表了《“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继续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须知，这是在“文革”中载入党章、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思想的“精华”，这是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理论，这是即将召开的十一大上华国锋政治报告的主题，岂容“探讨”？！
《理论动态》一创刊，就对“继续革命”问题进行探讨，表明了对这一理论的怀疑，也就表明了编者的无限勇气。
这篇文章是吴江写的。据吴江回忆：
1977年4月间，由毛著编辑委员会编选的《选集》第五卷终于出版了。
这本“毛选”收入了1949年9月至1957年的著作、讲话等，以讲话居多。50年代的文章、讲话有许多表现已进入了他的晚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为“毛选”第五卷出版而作的长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显然是为下半年召开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文章可以说亮明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方针和意向。这篇长文贯彻“两个凡是”的原则，指出“**”结束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抓党内走资派”，“继续革命”就是“继续反右”，等等。
全党组织学习这篇文章，党校自然不例外。7月12日，胡耀邦邀集各教研室部分同志座谈。我即席发言，讲到应当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命题。我说，对“继续革命”有个总的理解问题，不宜只限于“文革”的范围，何况现在“文革”已经结束。谈到“继续革命”的对象，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不能讲“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派”，这样“完全有可能被某些野心家利用来不停顿地‘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即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在此特别引证了1957年所写《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我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我说，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思想。说：“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这天晚上，胡耀邦没有回城内，他把我找去，说：“我们的刊物可以办了。你将今天的发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5000，明天交稿，我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刊物的名称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理论动态》吧！每5天出一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
我的发言并没有提纲，属即兴讲话，所以要草成一篇文章颇费斟酌。尤其当时全国正在学习华国锋的文章，我的意见明明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命题另作解释，和“英明领袖”华国锋是同题异调，谈谈还可以，写成文字发表行吗？但我还是漏夜将它写了出来，冠上一个题目《“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第二天拿去交卷。
《理论动态》的创刊号就这样出版了，出版日期为1977年7月15日。这个刊物作为内部刊物发给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委负责人，党校的学员则人手一册。不出我之所料，《理论动态》创刊号就在有些地方遭到被封锁的命运，一些领导人下令“不得扩散”。这种情况后来也屡有发生。
《理论动态》这份小小的内部刊物，最初只印300份，后来由于所刊登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不胫而走，印数迅速增加到几千份。
《理论动态》虽小，发出的声音不小。《理论动态》的文章，曾不断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所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因为这样，《理论动态》被誉为“新时期的《新青年》杂志”。正因为这样，《理论动态》成了当时中国理论界的“风向标”。
据胡耀邦秘书陈维仁告诉笔者，在中央党校，胡耀邦很喜欢找笔杆子们谈话。
胡耀邦有句名言：“我的思想，常常是在谈话中‘磨’出来的！”胡耀邦在谈话中，谈出了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然后组织笔杆子们写成文章。《理论动态》上的许多鞭辟入里的文章，就是这样在谈话中“磨”出来的。
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央党校，是培养干部的学校，理所当然关心干部问题。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胡耀邦，深感要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颠倒过来。
正因为这样，胡耀邦刚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便找杨逢春、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几位编辑一起谈话，谈了两个半天。胡耀邦谈话的核心意思就是那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后来，在胡耀邦的领导下，杨逢春、叶杨、陈中起草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胡耀邦又与《人民日报》联系，《人民日报》同意给一个整版发表此文。
胡耀邦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时，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十一大上，胡耀邦只是当选为中央委员，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当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开始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着手平反冤假错案。据陈维仁告诉笔者，中央党校在1957年错划了99名“右派分子”，内中学员“右派分子”66人，教师“右派分子”33人。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不久，就给这99名“右派分子”平反，恢复名誉。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很快就接触了“大案”——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案”。因为前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便是这六十一人之一。只是“六十一人叛徒案”乃“通天大案”，胡耀邦作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一时还无权把这一大案翻过来。
就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发表的前两天——1977年10月5日——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决定》指出，办好各级党校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事业。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而且要把学校办成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
胡耀邦决心以中央党校为“坚强阵地”，向“两个凡是”发起攻击。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三天——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以及叶剑英、邓小平，还有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汪东兴，都前往位于北京西北郊的中央党校，出席开学典礼。中央主席和三位副主席一起光临中央党校，使曾经一度十分冷落的中央党校变成令人瞩目的热点。
在开学典礼上，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发表了讲话。
华国锋说了一通学习思想的重要性。
叶剑英在讲话中，谈到了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关系。叶剑英说，第一，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第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绝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叶剑英还说，在中央党校工作和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当时的提法，即与、、的三次路线斗争。叶剑英的意思，也就是要大家研究“**”的历史，从中吸取教训。
胡耀邦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文革”的小组，他要求小组拿出一份研究提纲。
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充分肯定了第一次“无产阶级**”。华国锋又是中央党校的校长，研究小组当然依照华国锋定下的调子，写出关于“文革”的研究提纲。
1977年11月，胡耀邦在讨论这份提纲时，摇头说：“这份提纲的观点是错误的，方法也是错误的。不敢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文件出发。对文件也不是作具体分析，而是照搬。正因为是抄的，对你们这些参加者可以原谅。但是研究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脑袋。”
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胡耀邦说：“什么‘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在“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的年月，胡耀邦敢于说出这样否定“文革”的话，使举座皆惊。
1977年12月初，当中央党校在编写一份关于党史材料时，胡耀邦提出了两条非常鲜明的编写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胡耀邦所提出的这两条要求，第一条是邓小平的话，第二条是的话。然而，胡耀邦把这两句话归结在一起，却体现一种新的含义，那就是不能搞“两个凡是”！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
所以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许多干部还未落实政策，“挂”在那里。光是在北京的中央机关里，在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了，还有6000多名干部“挂”着。内中包括夏衍、楚图南这样重要的老干部。胡耀邦清楚地意识到，“解放后，我们对地下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对起义人员，对侨属人员，都有不少失误”，都“必须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
这篇文章发表后，众多“挂”着的干部拥向中央组织部，要求尽早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一时间，位于北京西单商场北侧的中央组织部变得门庭若市，上访者比比皆是。
但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对上访者却冷若冰霜。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前往中央组织部上访，要求落实政策，竟被郭玉峰叫人挡在门外！
郭玉峰，曾被康生称赞为解放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在“文革”中，郭玉峰被派往中央组织部“支左”，掌管了大权。1975年6月，郭玉峰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粉碎“四人帮”之后，郭玉峰仍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十一大上，郭玉峰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郭玉峰看来，许多干部的案子是定的，或者是所领导的政治运动定的，不能平反。所以，只能“挂”着。这样，他对广大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的要求，漠然置之。
郭玉峰的冷淡态度，激怒了大批老干部。老干部们干脆写大字报，贴满中央组织部大楼。
郭玉峰说，那文章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叫人撕下大字报送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南端的人民日报社。由于文章是胡耀邦主持写作的，也有的大字报被送到胡耀邦那里。
胡耀邦看了大字报，激动地连声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那一时期，吴明瑜常在晚上去胡耀邦家。吴明瑜记得，有一回胡耀邦跟他谈起郭玉峰，说郭玉峰完全变了！因为在解放战争中，胡耀邦担任兵团政委时，郭玉峰是他手下一个团的政委。郭玉峰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对老干部毫无感情？
确实，平反冤假错案是一个危险的“油锅”。“文革”的序幕——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的就是“翻案风”。平反冤假错案，很容易会被扣上替“阶级敌人翻案”的大帽子。在冤假错案如山的当时，要进行平反，必须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如同下油锅。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很多要涉及“**”，涉及。在那时，“文革”不能碰，定的案子更不能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