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终于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淡出”。
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职务
“淡出”是一种电影术语，又叫“渐隐”，指的是画面逐渐由清晰到模糊、到消失。
华国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历了从显要到逐步降职的“淡出”的过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虽然中国的实际领袖已经由华国锋转为邓小平，但是华国锋在名义上仍是中央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不知内情的人，只是从《公报》第五段中关于华国锋提议“少宣传个人”那一段话中，隐隐约约感到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发生了一点麻烦。不过，这只是“隐隐约约”而已。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决定对高层领导“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但是，该“减”该“出”的，毕竟还是要“减”要“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初的人事大变动发生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这样，也就“减”去了汪东兴。
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一直是华国锋的副手。汪东兴的辞职，对于华国锋来说，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者。从此，“华汪体制”不复存在。
这样，华国锋的中央主席地位已经完全动摇。全会还批准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了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全会决定增选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即胡耀邦和。
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人事变动，意味着华国锋虽然仍担任中央主席，但是这个主席已经成为“空头主席”了。
1980年5月6日至9日，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葬礼活动。接着，华国锋从南斯拉夫前往罗马尼亚，应邀到罗马尼亚进行短暂访问。
1980年5月17日，华国锋主持追悼大会。
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言而喻，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1980年7月30日，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说：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指示，同样暗含对华国锋的批评。
除了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尚未安排其他职务。但是，不久之后，便显露了对的重要安排。那是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这样，华国锋失去了他在“政”方面的最高职务。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其根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行党政分工的决定。
1980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指出：
这次会议的革新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上。中央已经决定把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切实地明确地分开，各级党委第一把手已不兼任政府职务。
正因为这样，不光是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邓小平、、陈云、徐向前、王震也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指出：
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总理，由同志接替；、陈云、徐向前、王震同志和我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王任重同志因任党内重要职务，也不再兼任副总理。陈永贵同志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中央决定同意
应当说，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尚属正常人事变动。
1980年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1980年10月23日，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
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公共场合并排悬挂和华国锋画像的现象不复存在。华国锋的画像纷纷被取下，华国锋语录以及题词也被纷纷取下。至今，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华国锋题词，那就是广场上的“纪念堂”六个镌刻在大理石上的金字。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中央全会总是由华国锋主持。
然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是这么写着：
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央历届全会公报或新闻公报上所没有过的。
这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耀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就是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主席。
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职务之后，仍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的，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共计出席者29人。
召开这9次会议的原因，是自从1980年8月中下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中央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并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人事变动方案。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原本只打算开一次。在11月10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他的解释引发了许多与会者的不满，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继续开会，以至前后开了9次。
翌日——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会上作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五条表现：
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
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第三条，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
第四条，在对待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胡耀邦在发言中还批评了华国锋对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
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时，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胡耀邦还指出：
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胡耀邦所指出的华国锋对思想的实用主义，击中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要害。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其实是有利于他的就“凡是”，不利的就不“凡是”。还有人在会上对华国锋说：“你在过去4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还指出：“国锋同志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在会上，最令人感动的是叶剑英的发言。
叶剑英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叶剑英回忆了临终时欲言未语的难忘情景，说道：
“据《三国志》第35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
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
叶剑英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会议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
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
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邓小平婉言谢绝。他认为，在60多岁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邓小平说，他自己只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中央政治局并且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