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引起方方面面的注意。尽管汪东兴下令“下不为例”，但在罗瑞卿的支持下，《解放军报》又发出重磅炮弹。方毅和宋平分别在科学界和甘肃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邓力群和周扬的报告成了北京的热点。
汪东兴发出“下不为例”的警告
新闻传媒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向来把党报党刊称之为“党的喉舌”。汪东兴力图严密控制“喉舌”。
在《人民日报》那“倾向性”很强的标题受到批评之后，《红旗》杂志在1978年第7期转载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便极为注意“分寸”。
《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提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用了这样分寸不同的“导语”：
华主席在讲话中，极其精辟地阐述了……
叶副主席在讲话中指示我们……
邓副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指出……
这就是说，《红旗》杂志跟《人民日报》的“分寸”不同：《人民日报》形容邓小平“精辟阐述”思想，而《红旗》杂志不仅要把“精辟阐述”思想“奉献”给华国锋，而且改为“极其精辟地阐述”。
这一字一词，都反映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同的态度。
汪东兴深知控制“喉舌”的重要性，他已经风闻有的报刊正在组织有关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
汪东兴要竭尽全力阻止报刊上开展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因为汪东兴深知，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绝不是纯粹的学术讨论，而是直接涉及当前的政治。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潜台词”是很明白的：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是说，晚年“左”倾理论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不是真理，应予否定。这也就是说，“**”应该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华国锋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理论也应予否定。所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关系到华国锋的命运！
汪东兴正是明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背后的“潜台词”，所以要对报刊严加控制，要阻止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就在邓小平6月2日发表重要讲话后第13天——1978年6月15日——下午，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跟他们“打招呼”。
汪东兴强调了新闻传媒的党性，他希图以党性、党纪约束中央直属新闻单位。汪东兴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汪东兴提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是“党性不强”的表现，声言“下不为例”：“我们要对党对人民负责。现在我们的党性还不够强，路线觉悟不高。有一次会上，我针对一个问题（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过：‘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这“下不为例”，也就是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画上句号，不许报刊再发表类似文章。
汪东兴接着说明了“党性不强”在宣传上所造成的危害：“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汪东兴在讲话中，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因为汪东兴已经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发表的。在汪东兴看来，胡耀邦在搞“小动作”。
汪东兴着重批评了《人民日报》，谈了对《人民日报》四篇文章的意见：
一、《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的案子（1976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这明明是说的“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三、《人民日报》在（刚刚召开过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对邓副主席的讲话，在标题上用了“精辟阐述”，而叶副主席讲的话，华主席讲的话，为什么就不标出“精辟阐述”呢？
四、（《人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那篇文章，对“**”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那样写？北大是抓的点嘛！
汪东兴这番讲话，显然是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所引爆的“两个凡是”的大堤突破口赶紧堵上。
《人民日报》偏偏再来一例
就在汪东兴告诫中央直属新闻单位“下不为例”的翌日，即197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这清楚表明，“倾向性很强”的《人民日报》没有理睬汪东兴“下不为例”的警告，偏偏再来一例！
不仅《人民日报》如此。就在邢贲思的文章发表的当天，新华社也转发了这篇文章。这表明新华社也不理睬汪东兴的警告。
第二天，《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邢贲思的文章。这又表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也不听汪东兴的话。
这就是说，邢贲思的文章，等于是一个多月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模式的重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转发，《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这一回，则只是把《光明日报》换成《人民日报》而已！邢贲思文章的发表，表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又一次联手采取行动，置汪东兴的警告于不顾！
与上次一样，例外的仍然是《红旗》杂志。在总编辑熊复坐镇下，《红旗》杂志依然保持着“沉默”！虽说《红旗》杂志是中央理论刊物，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有关理论文章原本是《红旗》杂志的“本分”。
当年的《红旗》杂志办公楼，如今是《求是》杂志编辑部。
有趣的是，笔者步入大楼，在总编辑办公室宽大的沙发椅上，见到了邢贲思——当年是熊复坐在这里。当年，邢贲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如今成了《求是》杂志总编辑。
胖乎乎的他，戴一副深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学者风度，讲话很有条理。他对笔者说，虽然当年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从未细细回顾，你的采访，使我有机会回忆那难忘的岁月……
邢贲思笑称他当年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跟胡福明、吴江、孙长江不同。他们有《光明日报》、中央党校为依托，有胡耀邦、杨西光做“后台”，署“本报特约评论员”，而他则单枪匹马，每篇文章署“邢贲思”，算是“单干户”。
邢贲思卷入这场大讨论，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他是一位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
笔者问起“邢贲思”是不是真名？怎么会走上哲学研究之路？
邢贲思大笑起来，说起自己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于1930年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县。
他的原名叫邢承墉。1949年，他自己改名邢贲思，取义于《诗经》中的“皎皎白驹，贲然来思”。
笔者问他，那时候他是不是就想当哲学家，“贲然来思”？
他笑道，那时候他跟哲学压根儿不沾边。小时候，他喜欢文学，所以从“贲然来思”中取名。他学哲学，纯属“半路出家”！
他1949年5月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7月，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辑的邢贲思，当时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参加“北上外文大队”，来到北京。
当时，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夜，急需外交人才。所谓“北上外文大队”是当时从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抽调一批外语基础尚可的学生，到北京外国语学校进行培训。邢贲思原本在教会学校学习，所以外语基础不错。他学过英语，后来学过法语、日语。于是，他被选中，进入“北上外文大队”。
也就是说，当年的他，是作为未来的外交官加以培养的。到了北京后，先是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思想”3个月，然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学习俄语——因为当时最需要的是派往苏联工作的外交干部。
邢贲思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将近3年，即将毕业，却在一个夜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时，这所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缺少教员，而邢贲思“贲然来思”，思想活跃，平日喜欢在上理论课时发言，竟被马列主义教研室看中。于是，在一个夜晚，组织上找邢贲思谈话，要送他进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习，培养他成为一名哲学课教师。
那时的青年人，视服从组织需要为天职。邢贲思服从了组织上的意见。已经学了4门外语的他，另打锣鼓新开张，进入马列学院去学哲学。从此，这位未来的外交家，一下子变成了未来的哲学家！
1956年，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招考第一批副博士。“半路出家”的邢贲思，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博士研究生，居然考上了！这充分显示，邢贲思这盏灯，点到哪里都能放光明。
从此，邢贲思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心。虽说到1958年中国又取消了原定的副博士制度，邢贲思转为助理研究员，但是他毕竟成了中国哲学的后起之秀。
在北京中国哲学研究所那幢灰色的大楼里，邢贲思把青春最宝贵的时光花费在哲学的思索上，天天“贲然来思”。到了1978年，48岁的邢贲思，已经是中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时，他当年的同学，许多人已经成为驻外大使。
在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邢贲思第一次亲自感受到，哲学并不像哲学研究所那幢大楼一样是灰色的，而是充满生命的绿色！
邢贲思说，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4月8日的《哲学与宗教》一文。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探讨宗教哲学问题，而是批判把思想当做宗教，批判宗教色彩的个人迷信。他以为，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如果把哲学当成宗教，那就没有科学可言。
这篇文章，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发表后，引起汪东兴的注意。汪东兴竟然说此文是“反动文章”！
邢贲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其实是《人民日报》1978年3月26日发表的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的继续。《人民日报》编辑部汪子嵩1978年7月22日在北京“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发言，曾这么谈及邢贲思文章的由来：
“（张成的文章）发表之后，我们就收到20几封反对的信，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是因为有这些来信，我们请邢贲思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回答这些问题。”
据“张成”——张德成——回忆：“从来信来稿作者的情况来看，全部都是年轻人，其中有解放军战士、连队干部、年轻工人、企业政工干部、基层党组织的干部、师范学院和中小学校的青年教师、地区级报纸的青年编辑。这些同志多是在‘**’当中学得一点理论知识的，因而受、‘四人帮’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在这批来信来稿中，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表示完全赞成的只有一封，而其他来信来稿表示不能接受或不能完全接受，联系他们所受、‘四人帮’的影响就不足为怪了。仅就这批来信来稿反映出来的严重情况就足以说明，提出和宣传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何等的重要和迫切！”
张德成把这些来信、来稿的观点，归结为以下五类：
一、赞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同时提出马列主义思想也是检验真理、分辨理论是非的标准。二、完全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同意把马列主义、思想说成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三、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不能否定逻辑推理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的作用。四、担心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会否定科学预见，甚至会削弱人们对理想的追求。
五、还有的来信认为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加强马列主义、思想的学习和教育，担心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提出并强调只有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会使已经多年不重视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学习的风气更加严重起来。
在笔者采访汪子嵩时，他回忆说，为了答复这些读者提出的问题，原本想请原作者张德成再写一篇文章。正在这时，一天晚上，邢贲思到他家。邢贲思跟汪子嵩有着
多年的交往，曾为《人民日报》写过许多文章。听汪子嵩说起那些读者来信，邢贲思当即说，他可以写文章加以答复——因为他在哲学研究所工作，就是研究这些问题的。
汪子嵩一听，觉得请邢贲思写答复文章会更合适些。汪子嵩在报社见到张德成，跟他说起邢贲思的意见，张德成也认为由邢贲思来写，比他更合适。
这样，张德成就把收到的20多封读者来信，转给了邢贲思。邢贲思说，他的文章是在5月初交给《人民日报》的，当时还不知道《光明日报》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汪子嵩也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前，邢贲思的文章就已经写好了：“邢贲思同志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引者注：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转载了，很快就有人出来反对。原来给我们写信的同志，大都是由于对马列主义理论学得比较少些，长期受‘四人帮’影响，他们提出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理论家也出来反对，而且上纲很高，我们确实是感到有些意外的。”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原本是对于读者来信作些答复的邢贲思的文章，其意义也就远远超过了一篇“答读者问”，而是成为对那些反对派的一次有力的反击。
邢贲思说，他在写作上深受胡绳的影响。胡绳主张理论文章应是“剥笋式”，即一层一层地由表及里地剥下去。邢贲思不用那种“平面铺开、齐头推进”的写法。邢贲思的文章一开头，这么写道：
最近收到一些同志来信，就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提出疑问。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真理的标准。对于这一问题，我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接着，邢贲思“扣住”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题，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