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辛辣地讽刺道：“那还讨论什么？我们改一个字，不就等于少闪了一道金光吗？”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这是邓小平结束了一年多的“沉默”，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了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思想。还把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运动。
……
我们可以看到，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思想，而必须从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思想。他们引用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思想。
1977年7月30日晚，在万众瞩目下，邓小平出席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这是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头一回在群众场合露面。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看足球赛，显得很自在。邓小平喜欢看足球赛。那一个夜晚，邓小平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
邓小平向“两个估计”开了一炮
邓小平刚刚恢复职务之际，华国锋身兼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手握党、政、军大权。叶剑英主管军队。汪东兴主管组织、宣传、公安。邓小平则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如同他自己所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确实，“科学、教育是难搞的”。尤其是邓小平刚刚复出，许多人对他还投以怀疑的目光。
就在这个时候，那部充满“左”味、宣传与“旧教育”决裂的影片《决裂》，居然仍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本是“藤”上的“瓜”，拍摄于“文革”年月。这时，还在那里散布“左”毒，否定知识，否定知识分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汇编》，又放了一炮：
那是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会议期间，《人民日报》派了记者去，却被轰了出去！
为什么要轰走《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因为在这个会上，许多人谈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错误的，不能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界说成是被一条“教育黑线专了政”，不能把“文革”前17年培养的学生说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记者敏锐地抓住这一情况，进行调查。记者找了六位当年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人，开座谈会，了解当年的《纪要》是怎样写成的？经过了解，这份《纪要》是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会议的产物，由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经审阅，于1971年8月13日由中央批转。
《纪要》是一份全面系统地阐述教育方面的“左”倾观点并一系列“左”倾措施的错误文件。《纪要》中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两个估计”：
一、从1949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这17年“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二、大多数教师和1949年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两个估计”，实际上是《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文艺界“左”的估计的翻版。
由于这“两个估计”是经审阅同意的，按照“两个凡是”，谁都不敢碰。
《人民日报》记者调查这件事，触怒了招生会议的主持人。于是，下了“逐客令”。
《人民日报》记者把有关情况写成“内参”，发表在《情况汇编》上。
邓小平看了《情况汇编》，认为必须推倒“两个估计”！因为如果不推翻这“两个估计”，简直没有办法抓教育革命。别人不敢碰那个《纪要》，邓小平敢碰！邓小平几次跟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
邓小平认为，非推翻这“两个估计”不可。邓小平复出不久，便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由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持召开的。方毅是在1978年3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科教工作的。据当时担任方毅秘书的郭曰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在1977年最热的日子里——8月6日至8月8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方毅请了30位老科学家到人民会堂，出席座谈会。参加会议组织工作的是吴明瑜、刘道玉（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明庭华（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
郭曰方记得，座谈会的前两天，邓小平只是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听，偶尔插问或者插话。
科学界是“文革”的“重灾区”。科学家们很激动地谈着，谈自己的心里话。他们谈到了科学界的一系列问题，谈到科学界的冤假错案，谈到“四人帮”在科学界的倒行逆施。有的科学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会议的最后一天，即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郭曰方记得，当时邓小平手中并无讲稿，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根据邓小平的讲话记录，整理成《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邓小平谈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17年的估计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
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邓小平的话，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在当时，仍然充满对于“无产阶级**”的讴歌，充满着对“两个凡是”的膜拜，也就充满着对于“文革”前17年的否定。
尽管经历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仍不避“右倾翻案”之嫌，充分肯定了“文革”前的17年。
邓小平8月8日的谈话，顿时广为流传，被人们称之为“八八谈话”。
“八八谈话”，很明确地否定了“两个估计”。邓小平并不因为《纪要》是圈定而不敢否定。邓小平坚定地批判“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地要批判“两个估计”。在邓小平看来，《纪要》必须否定，是因为“两个估计”不符合中国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
后来，邓小平又举他自己以及“事件”为例，批驳“两个凡是”，批驳《纪要》：
《纪要》是同志画了圈的。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同志也是画了圈的。“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
《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
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哲学思想的精髓。
尽管邓小平已经说得如此明确，可是，在当时连“事件”都未公开平反，
人们未敢听进邓小平的话。不少人生怕跟了邓小平，又会“犯错误”——对于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们还记忆犹新，还心有余悸。对此，邓小平心中也很明白。他很直率地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不错，人们被“文革”整怕了，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怕了，胆子越来越小，生怕犯错误。由于《纪要》是圈阅过的，人们走不出这个“圈”。
教育部的“大批判组”，终于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着手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主持这篇文章起草工作的是罗劲柏，文章写好后，经胡乔木修改定稿。
这篇文章当时交《红旗》杂志发表。《红旗》杂志起初未敢发表。后来，由于考虑到文章中有这么一段“重要依据”，这才同意发表：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1971年对“**”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的指示，同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的指示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嘛，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错误的要批，批它错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这篇文章把“两个估计”，说成是“四人帮”的，而且称“两个估计”与的估计“完全相反”。所以，文章只是着眼于批判“四人帮”，不仅只字不提《纪要》是经“圈阅”，而且把写成根本不同意“两个估计”！
这样，文章借助于首次公布了关于教育战线的那段“最高指示”，这才壮起胆来批判“两个估计”！不过，文章只是说的这些指示被“‘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却并未具体说明“四人帮”怎么“严密封锁”以及这些指示现在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后来，人们才从“内部传达”中得知，这些指示是从迟群的一个笔记本上“发现”的！那是在1971年，谢静宜向迟群传达了的谈话，迟群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记下了的这些话。迟群笔记本上所记的的话，又是怎样被人们发现的呢？不得而知！无巧不成书。笔者在采写本书时，访问了孙长江教授。笔者原本是为了向他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起草经过——因为他是这篇重要文章的作者之一。我们谈及了关于批判“两个估计”，出乎意料，他用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说出了鲜为人知的内情：“迟群笔记本上的记录，是我发现的！”
孙长江怎么会知道迟群笔记本上记着的话呢？
原来，孙长江“文革”末期曾在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编辑《教育革命与通讯》杂志（即《人民教育》杂志的前身）。粉碎“四人帮”之后，迟群受到审查，交出了所有的文件和笔记本。国务院科教组成立了迟群专案组，孙长江曾在迟群专案组工作过，看过迟群的笔记本。后来，孙长江调往中央党校工作。
在“教育部大批判组”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时，孙长江也是作者之一。他记起在迟群笔记本上见到的那段“最高指示”。
孙长江一说出这一重要线索，人们连忙从档案中翻查迟群的笔记本，果真找到了迟群所记谢静宜传达的的话！这个笔记本交到了李琦手中，并复印送到汪东兴那里。
由于找到了这样的重要“依据”，于是，人们开始谴责迟群“封锁指示”，这才敢于去否定“两个估计”——倘若没有说过这些话，倘若没有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的这些话，即便是邓小平已经明确批判了“两个估计”，人们还是不敢否定“两个估计”！因为人们知道“两个估计”是“圈阅”过的，只有找到不同于“两个估计”的话，这才可以批判“两个估计”！
也就是说，在当时，只能以“两个凡是”来反对“两个凡是”——以的这一段话来反对的另一段话！
这下子，汪东兴也无话可说。
当然，由于那些的指示是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的，在“两个凡是”者们看来，生怕迟群在记录时打了“折扣”，所以公开发表时标明只是“指示的精神”而已。
这样，1977年第11期《红旗》杂志终于发表了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
《人民日报》于1977年11月18日加以转载。
文章发表时，离邓小平关于批判“两个估计”的“八八谈话”，已整整3个月零10天了。
邓小平复出之后，连否定“两个估计”都这么费劲，当时“左”的阻力之大，可见一斑。
华国锋主持下的十一大
《中国章程》规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十大是在1973年8月召开的。按照正常的情况，十一大应在1978年召开。但是由于发生了粉碎“四人帮”这样重大而特殊的情况，所以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十一大。
就在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20来天，1977年8月12日至18日，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