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立高妃熙容为皇后，彭城武宣王元勰劝谏不可，宣武帝不听。皇后兄高肇由此怨恨元勰，数次在宣武帝面前进谗言诋毁元勰，宣武帝亦不听信。京兆王元愉反叛，高肇因此诬告元勰北与元愉勾结，南招蛮贼。魏偃、高祖珍就与高肇勾结，一起陷害元勰。
——第九十五回题引
诗云：往往治国无一能，偏偏谗害宗室能；世间多少不平事，尽付掩卷长叹中！闲话道罢，书接前文。且说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达摩到达洛阳，下榻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整天默默不语。僧众不知其意，便称其为壁观婆罗门。时有僧人神光，乃旷达之士，长期居住洛阳，博览群书，善谈玄理。闻说达摩大士住在少林寺，便来早晚参见，恭候在旁。达摩却每对墙壁端坐，不理神光。十二月九日晚，门外漫天大雪，神光站在殿外，一动不动。到天亮时，积雪没膝。达摩问道：“你久立雪地，要求何事？”神光流涕道：“只望和尚慈悲，打开甘露门，普度众生。”达摩说道：“诸佛有无上妙道，需长久勤奋精进，行难行之事，忍难忍之情而修得。岂凭微德小智，轻慢之心，欲得真乘，白费辛苦。”神光听了达摩祖师教诲，遂以戒刀断己左臂，将残臂献与达摩。达摩知其堪承大法，则道：“诸佛求道，为证法而忘其形骸。你断手臂，所求可得。”于是收其为徒，改名慧可。慧可问其师道：“诸佛法印，可得闻否？”达摩说道：“诸佛法印，不得于人。”慧可说道：“我心不安，求大师助我。”达摩说道：“将心给我，我助你安之。”慧可沉思道：“欲找我心，不能得之。”达摩说道：“助你安心，今已完成。”慧可顿时开悟，遂承达摩衣钵。
光阴荏苒，倏忽便过九年。达摩召集门人说道：“我欲回国，尔等何不自说心得？”僧道副说道：“我谓不拘于文，不离于字，乃曰道用。”达摩说道：“你得我皮毛。”尼僧总持说道：“我谓似庆喜见如来佛国，能见其一，不见其二。”达摩说道：“你得我肉。”僧道育说道：“我谓地水火风，四大皆空；色受想行识，五阴非真。我自师尊无所得。”达摩说道：“你得我骨。”慧可上前礼拜大师，后依次序回归自己班位，却始终不语。达摩说道：“你得我精髓矣。”达摩于是向慧可说法：“昔如来佛祖将清净法眼传给迦叶大士，后又辗转嘱托，传到我手，你要护持。我将袈裟传你，以为传法信物。其中含义，你应知道。”慧可说道：“请大师指示。”达摩说道：“内传法印，以便智理相契。外传袈裟，以便教传旨确。若后代怀疑，说我是西天人氏，你乃东方学子，凭何得我真法？以何证明？你今受此袈裟法印，后遇灾难，只消出我袈裟，念我法偈，即可化导无碍。我寂灭两百年后，袈裟则不再下传，佛法已遍布天下。但彼时懂佛道者人多，行佛道者人少；说佛理者人多，通佛理者人少。私密文字证说，必至成千上万。你当宣阐正道，休要轻视未悟佛理者。其一旦回复正道，则与不走弯路者同。你需听我偈言：我来此东土，本为救迷情；得传我妙法，结果自然成。”慧可顶礼摩拜，谨领教诲。达摩又说道：“我有《楞伽经》共四卷，也一并都传给你。此乃如来心地要法，以开示众生，悟法入道。”慧可复顶礼摩拜，口称谨尊法旨。
菩提达摩又道：“我来东土传法，人皆不信，且生妒嫉侵害之心，无所不为。九年以来，我曾中人毒害五次，皆下于饭食之中。我以无上法力自行化解，每将毒物吐出，放之于石，彼石头都能裂开。我之所以离南印度来到东土者，是因看到神州大地有大乘气象，故才跨过大海，越过荒漠，为大法寻找法器。初时只因机遇未合，便似愚人般少言寡语，面壁独坐。今你传我衣钵，我之目的便已达到，由此可返故国矣。”说罢，引众徒到嵩山千圣寺，停住三日。冲灵道人李冲闻菩提达摩大师欲离中原西归，亦领众徒前来，相互印证道法，各尽精妙。三日之后，菩提达摩大师聚集所有徒众登坛说法，致佛光普照嵩山，天花乱坠。众僧无不欣悦非常，齐诵《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达摩祖师便于诵经声中圆寂。众僧诵经已毕，方知大师已经寂灭，于是复又大悲，这才忽然了悟祖师于三日前所谓“我欲回国”之言。
列位看官！你道达摩法师所说九年来中人毒害五次，皆被其以无上法力化解，究指何事而言？乃是说一桩佛家争执公案，因传道未果，传人未得，故九年来隐忍不言，今日得传法印袈裟于慧可，方才当众言之。说的是菩提达摩一苇渡江，来到嵩山少林寺弘法初时，魏帝崇敬有加，便惹怒了两个大师，要与菩提达摩为敌，屡行毒害之事。当时北魏皇帝尊奉释家，佛门俊才如林。有光统律师、流支三藏二人，更是众僧中鸾凤之属，在朝野中享有盛名。其二僧因见达摩大师演说佛道，心中不服，便常指手划脚，当众同大师口舌辩论，佛门中是非由此纷起。达摩祖师声望日隆，二僧不堪忍受，竟生害人之心，屡次买通火工道人，在大师饮食里施放毒药，大师故对慧可说曾受毒五次。此番终到第六次中毒时，大师知在中土因缘已尽，且法教亦有传人，便不再自救，端坐圆寂。时为魏文帝大统二年，丙辰，十月五日。若依达摩初到洛阳时自云，至其于大统二年灭度圆寂，则寿至二百一十二岁，实乃古今罕有。十二月二十八日，达摩祖师佛骨被安葬于熊耳山定林寺，徒众为其舍利起塔。
列位看官！据说定林寺于东汉永平十年，佛教传入陕州时即已建成，与中国第一佛刹洛阳白马寺乃属同一时期所建，非同小可——达摩祖师故选此寺圆寂。梁武帝萧衍闻说达摩灭寂，亲自撰写《南朝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碑文，以示对大师纪念。但据史籍记载，其后东魏使臣于元象元年自西域取经返回途中，又曾遇见达摩大师杖挑只履西归，便回报皇帝。东魏文宣帝闻之，命人挖开达摩墓葬，惟见只履空棺，方知大师已脱化成佛，遂将定林寺更名为空相寺。关于达摩籍贯以及种姓，禅宗诸书传说不一，据《洛阳伽蓝记》称其为波斯国胡人，而《续高僧传》则谓其是南天竺婆罗门种。《历代法宝记》载云南天竺国王第三子，至《景德传灯录》即谓“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姓刹帝利”。说话人以为，《洛阳伽蓝记》成书与达摩入华相去不远，所记“波斯胡人”一说，较后起诸说为更近于实际。
按下江湖佛史，复说朝廷之事。却说北魏孝文帝驾崩，葬于景陵，庙号世宗。太子元恪即皇帝位于鲁阳，改年号为景明，是为宣武帝。宣武帝乃孝文帝次子，生母为文昭皇后高照容。景明元年八月初五，遵照先帝遗诏，将文帝三夫人以下嫔妃全部遣回家中。宣武帝即位后，扩建新都洛阳，拒绝鲜卑族遗老欲返故里建议，巩固其父孝文帝改革成果。是年秋末，宣武帝趁南齐末帝萧宝卷昏暴南伐，遂攻取四川之地，并北击柔然。直到永平元年战事结束，北魏已占领扬、荆、益州等地，领域大向南拓，国势盛极一时。皇叔咸阳王元禧贪昏无能，侵吞大量田地及盐铁产业；北海王元详辅政，大肆卖官鬻爵，上行下效，朝廷贪污腐败严重。至宣武帝统治末年，人民起义已是此起彼伏，外戚高肇专权，朝政一片黑暗，国势渐衰。宣武帝喜好佛法，常在宫中亲自讲论佛经，广召僧众，辩明义旨，国内官民于是尽信佛教。武帝延昌年间，北魏各州郡僧尼寺庙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僧徒不计其数。
宣武帝因笃信佛教，宣布取消“子贵母死”祖制，胡灵皇后得以活命。史说胡灵太后乃安定临泾人，临朝听政达十三年之久，位总机要，手握王爵。因亲子元诩立为太子，进为充华嫔，深受宣武帝宠爱。胡氏家族素崇佛教，姑母出家为尼，好谈佛事，精通佛理，常出入禁中，为皇后、嫔妃及公主、贵夫人等讲经布法。父胡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洁斋，自强礼拜。至胡国珍去世之时，胡灵太后下诏自父始薨至七七祭日，皆设千僧斋，日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日七人出家。胡灵太后执政之初，即于洛阳大兴佛事，在北距宫城前门一里之隔修建永宁寺。开工之日，胡灵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对修造该寺极为重视。永宁寺周筑围墙，与皇宫围墙规制相同。寺院四面各有庙门，乃白马寺三倍规模，内有僧房楼观达一千余间。寺院中心建有九级木塔，极为辉煌壮观，高九十丈，塔上有柱高十丈，共计百丈。比之举世闻名山西应县木塔，尚高出一倍。上有金宝瓶，能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盘三十重，周围悬有金铃铎大小如坛，上下共有一百二十个。规模如此宏大寺庙，如此高大木塔，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此外又主持建造景明寺七级佛图、冲觉寺五级佛图，又于神龟元年遣崇立寺沙门惠生、敦煌人宋云入印度求取真经。
正光元年冬，惠生、宋云自印度返还京师洛阳，取得经论一百一十七部，刊行于世。太后如此笃信佛法，京城内外及全国各地遂遍地修建寺院，善男信女纷纷出嫁为僧为尼。至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僧寺增至三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万人。神龟二年八月，胡灵太后率群臣临幸永宁寺，亲登九层佛图。回朝后，催光上《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规其不可扰民。李崇上《灭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建议罢尚方雕靡之作，以其资兴办学校。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也上奏称僧寺侵夺民田，应加以限制。胡灵太后虽然准奏，但佛教泛滥现象有增无减。到北魏末年，所在编户之民相与入道，假借沙门逃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有佛法以来，未曾有过。胡太后还在洛阳龙门石窟中大兴法事，开凿石窟，在古阳洞南壁、西山老龙窝、莲花洞北壁、火烧洞中，迄今都还可见胡灵太后及其家族有关题记。
魏景明四年，散骑常侍赵修突至显贵，恃宠骄恣，欺压王公。宣武帝为赵修建造宅第制同诸王，邻居向赵修献地者竟补大郡之守。赵修请归葬父，凡所用财物劳役，皆由官家提供。高肇秘集赵修罪状，侍中甄深、黄门郎李凭、廷尉卿王显等趋赴者复助高肇攻击赵修。宣武帝命尚书元绍核查，诏布赵修恶行，命鞭挞一百，贬谪敦煌充军。赵修并不知情，当时正在领军于劲宅第赌博。羽林奉旨唤之，送至领军府，甄琛、王显监刑，以大力打手五人轮流鞭打，定欲赵修死。赵修肥壮，暗加鞭挞到三百，仍不死。于是叫来驿马，催促赵修即刻上路充军，出城后绑在鞍上驱马急行，走八十里，赵修乃死。宣武帝知之，责备元绍弄死赵修情状，元绍回答道：“赵修以谄媚得宠，危害朝廷，我不除之，恐陛下必因其而遭万世指责。”宣武帝无奈，便未加罪。元绍从殿中出来，广平王元怀施礼贺道：“公之刚直，超过汲黯。”元绍答道：“只恨杀迟，为此惭愧。”次日，甄琛、李凭因系赵修同党免官，因受赵修牵连被诛死或贬黜者二十多人。散骑常侍高聪与赵修亲密，以同族高肇独得幸免。
魏景明五年，柔然太安十三年，柔然国入侵北魏沃野和怀朔镇。魏宣武帝诏令车骑大将军源怀出征北方，授全权处理。源怀到达云中，柔然人远遁而去。源怀返回恒代之地，视察各镇周围要害，选可修城筑寨之处，自东至西共修建九座城池，东西相望，形势相连，平时屯田积粮，紧急随时应战。表奏朝廷，宣武帝准之。次年魏王元足围攻涪城，蜀人大为震恐，益州十分之二三投降北魏，民五万多户。征西将军邢峦上表奏请乘胜进取蜀地，宣武皇帝不听，诏命回朝。史说邢峦生于官宦世家，少时勤奋好学，常自带书籍到处寻师求教，博览群书，有文才干略。州郡相继上表向朝廷推荐，后被选拔入朝，初任中书博士，后擢升员外散骑侍郎。孝文帝非常赏识，于太和十七年派其出使南齐。回朝任通直郎，后改中书侍郎，经常参与机要朝政。后因随驾征汉北有功，升任散骑常侍，宣武帝即位，实授尚书。
魏正始元年闰十二月，南梁秦、梁二州行事夏侯道迁举汉中归顺北魏。史说夏侯道迁乃谯国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为聘妻韦氏，夏侯道迁云“欲怀四方之志，不愿取妇”，乃逃婚而入益州。后仕萧鸾，以军勋迁至前军将军、辅国将军，随裴叔业至寿春，为南谯太守。又与裴叔业亲情不协，遂单骑归国，拜骁骑将军，随王肃至寿春，镇守合肥。萧衍以庄丘黑为征虏将军、梁秦二州刺史，镇南郑，庄丘黑请司马道迁为长史。庄丘黑死，萧衍以王镇国为刺史，司马道迁乃举汉中郡投降北魏。于是邢峦奉命引军到汉中，平定秦、梁、巴西，攻取十四郡县，扩地东西七百，南北千里。正始三年，萧衍派兵侵扰徐、兖二州，东南边境相继陷落。朝廷派邢峦引军东进，兵分三路，分头抵御进犯孤山、固城、龟蒙之敌。一战收复三城，兖州平定，又乘胜攻取宿豫。宣武帝赐金书表彰邢峦，赞其殊勋茂捷，自古莫二，封为平舒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魏永平元年，公元五零八年十月，彭城人白早生杀豫州刺使叛变，据城归顺南梁，魏宣武帝复命邢峦领羽林军精锐出师讨伐。邢峦率轻骑八百，日夜兼程，五日到达鲍口，一战平定豫州，斩首白早生。振旅班师之日，宣武帝亲迎出城慰抚道：“卿役不逾时，鸿勋硕美，可谓无愧古人。”宿豫大捷以后，邢峦立志修德，不以金钱声色为重，虽屡掌兵权，对军资从不多占。平定悬瓠以后，升任殿中尚书、抚军将军。
永平元年，宣武帝立高妃熙容为皇后，彭城武宣王元勰再三劝谏不可，宣武帝不听。皇后兄高肇由此怨恨元勰，数次在宣武帝面前进谗言诋毁元勰，宣武帝亦不听信。元勰荐己舅潘僧固为长乐太守，京兆王元愉反叛，胁迫潘僧固，高肇因此诬告元勰北与元愉勾结，南招蛮贼。元勰手下郎中令魏偃、防阁高祖珍就与高肇勾结，一起陷害元勰。高肇命侍中元晖上报宣武帝，元晖不从，又命左卫元珍报告。宣武帝就此事询问元晖，元晖说元勰不会如此；又问高肇，高肇叫魏偃、高祖珍作证，由此三人成虎，宣武帝终于信之。戊戌日，宣武帝召元勰及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高肇一起入宴。元勰妃李氏正在生产，因此推辞不赴。中使相继而来宣召，元勰只好与李氏诀别，然后登车而去。进入东掖门，过小桥，拉车牛不肯向前，于是只好去牛，由人把车拉进。宴会至夜皆醉，元珍带武士送毒酒至，逼元勰饮之而死。天亮之后，以褥裹尸还府，声称大王因酒醉而死。李妃放声大哭道：“高肇冤枉杀人，伤天害理，老天有灵，岂得好死！”宣武帝在东堂为元勰举哀，赠官葬礼莫不优厚加倍。朝廷大小官员无不丧气叹息，行路男女尽皆流涕，更憎高肇。
高肇出自夷土，为时人轻视。等到掌权，则留心百务，孜孜不倦，世人复赞其能干。宣武帝初年六辅专政，后因咸阳王元禧无事构逆，从此便专信高肇。高肇由是大结朋党，依附者旬月之间便超升官阶，背逆者不久便陷于大罪。因北海王元详位居其上，便即谄害，且劝说宣武帝防卫诸王，以至宣武帝耳目皆蔽，如遭囚禁。贞顺皇后于氏暴亡，人亦皆谓高肇毒害；皇子元昌去世，亦说出于高肇之意；又皇弟王元愉因畏高肇恣肆擅权，遂至不轨。今又谮害皇叔彭城王元勰，从此朝野侧目。高肇因此专权，与予官职，皆任己兴而为。这一日，高肇与清河王元怿在云龙门外走廊下忽起争执，终致不可开交，太尉高阳王元雍劝止。高肇侄女高英成为皇后，高肇更加被天子宠信，延昌元年升任司徒。既处要害，每事任情定夺。因其本无学识，动辄违背礼度，好改先朝礼制，出情妄作，减削封秩，抑制黜贬勋贵之人，由此怨声盈路。高肇贵登台鼎，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葬。延昌三年宣武帝诏令改葬，高肇自己不去，只派兄高琨之子高猛改服往代，迁葬于乡，时人哂笑但不责备。是年朝廷大举征蜀，以高肇为大将军、都督诸军，与都督甄琛等在东堂与宣武帝辞别，亲奉图略。
延昌四年，宣武帝去世，孝明帝元诩继位，朝廷撤回征伐军队。高肇听说宣武帝驾崩，哀痛惊愕不已，忧惧身遭祸变，朝夕悲泣，以至羸弱憔悴。大军将到京城，夜宿瀍涧驿亭，家人夜迎不见。高肇直到城阙之下，衰服号哭，登太极殿，奉丧尽哀。高阳王元雍先居西柏堂，专决众事，与领军于忠秘密商议欲杀高肇，悄备壮士直寝邢豹、伊瓮生等十几人埋伏舍人省下。高肇在太极殿哭祭梓宫已毕，走入西廊，见清河王元怿、任城王元澄及诸王等立于廊下，对自己指指点点，窃言视之。忽忆当年廊下争执之事，心中便知大大不妙。高肇入省，终被壮士拖出。明帝下诏暴其罪恶，赐高肇自尽，其余亲信党羽皆不追问，削除高肇官职爵位，只以士礼安葬。至胡太后临朝听政，下令特赠高肇为营州刺史。永熙二年，孝武帝元修追赠为使持节、侍中、中外诸军事、太师、大丞相、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
北魏朝变之时，梁朝任命尚书令沈约为左光禄大夫，使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沈约文章名高一时，然而贪求荣华，掌权十多年，对皇帝唯唯喏喏，只会顺从。自谓久为尚书高官，因此有意三公之位，但梁武帝终究不用。复请出镇外地，也不准许。徐勉为其请求开府同三司，武帝也不同意。梁武帝即位八年，诏令太史核定新旧历法，开始实行祖冲之所制《大明历》。梁天监十年，尚书左仆射张稷自谓功大，侍宴于东寿殿，酒酣之际，怨气露于言表。梁武帝道：“你兄杀郡守，弟杀其君，卿何夸耀哉？”张稷答道：“我不值炫耀，但为陛下效力，亦有微劳。东昏侯残暴肆虐，义师皆讨，何况我耶？”武帝捋其胡须道：“张公此言，实令人惧也！”张稷惧恨，于是请求外放，武帝任其为青、冀二州刺史。王珍国因罢梁、秦二州刺史还京，亦于酒后启奏武帝道：“臣前入梁山，痛哭不已。”武帝吃惊道：“何耶？卿若哭东昏侯则晚，若是哭我，孤且未死！”王珍国急离坐拜谢，自此即被疏远。
时有琅邪民王万寿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晰，占据朐山，召魏军来伐梁国。魏徐州刺史卢昶遣郯城戍副张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骥相继赴朐山，梁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遣兵拒之，屡战不胜。梁武帝诏命振远将军马仙击之，魏又遣假安将军萧宝寅、假平东将军天水赵遐将兵据朐山，受卢昶节度。马仙兵围朐山，使张稷督粮馈运，梁帝数次发兵助之。魏将卢昶上表请益兵六千，米十万石，魏主以兵四千给之，复诏命扬州刺史李崇等治兵寿阳，以分朐山之势。朐山城中粮樵俱竭，傅文骥遂以城降，卢昶引兵先遁，诸军相继溃败。当时适逢大雪，军士冻死及堕手足者三分之二，梁将马仙乘势追击，大破魏军。二百里间僵尸相属，魏兵得免者不过什之一二，梁军收其粮畜器械不可胜数。卢昶仅得单骑而走，尽弃其节传、仪卫，得进郯城，借守将赵遐符节以为军威。魏主闻报大怒，遂命黄门侍郎甄琛驰马郯城，缉锁卢昶，穷其败状，及赵遐皆被免官。此次南征遂告大败，诸路军马唯萧宝寅全军而归。史说马仙为将，能与士卒同劳逸，所衣不过布帛，所居无帏幕衾屏，饮食与厮养与最下者同。其在边境镇守，常单身潜入敌境，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所攻战多捷，士卒亦乐为之用。
却说郁州近北魏边境，在朐山之乱时，州人多与北魏暗中勾结。被马仙平定朐山叛乱之后，郁州之民皆不自安，恐被南梁朝廷清算后账。青、冀二州刺史张稷政令松弛，以致僚属多侵夺百姓，郁州民徐道角等人夜袭州城，诛杀刺史张稷，传其首级至洛阳，请求举州城降魏。魏宣武帝不胜之喜，即遣南兖州刺史樊鲁率兵赶赴郁州。此时北魏饥荒，侍中游肇进谏道：“朐山靠海，地势低湿难居，郁州更在海中，得其无用。梁朝谓之要冲，则为我闲远之地，远袭不利。方今饥荒流行，烦旅费粮，有损无益。”宣武帝不听，又遣平西将军奚康生率兵迎战梁军。奚康生未出，梁朝北兖州刺史康绚已使司马霍奉伯出兵，讨平郁州之乱。
天监十二年，沈约病死，终年七十三岁。朝廷诏赠本官，谥号为隐。其人既死，特为结传：史说沈约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人，出身于门阀士族，初与梁武帝交好。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之说，可见其家族地位显赫。祖父沈林子，乃刘宋征虏将军，父沈璞曾任宋淮南太守，于元嘉末年被诛。史说沈约左眼有重瞳，腰间有紫痣，故曰聪明过人，乃文曲星之相。其父死后沈约尚幼，为免遭迫害而东躲西藏，时逢大赦，才免于流亡。母亲忧其劳累成疾，常减少灯油熄灭灯火，使其早睡。然而沈约则白天读书，夜间默诵，终于博览群书，文如锦绣。沈约初任奉朝请，济阳蔡兴宗任郢州刺史时引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并常对诸子说：“沈记室操行可为人师表，尔等当效之。”蔡兴宗死后，沈约始任安西晋安王法曹参军，转外兵参军，并兼记室。后在齐仕著作郎、尚书左丞、骠骑司马将军，为文惠太子萧长懋太子家令，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迁太子家令，之后以本官兼著著作郎，迁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为竟陵八友，沈约特与谢朓交好。
齐明帝即位，沈约进号辅国将军，征为五兵尚书，国子祭酒。明帝崩，朝政归宰相，尚书令徐孝嗣使沈约撰定遗韶，迁左卫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齐梁禅代之际，沈约助梁武帝萧衍谋夺南齐。因是竟陵王西邸故交，故竭力为其谋划，作谶语说“行中水，作天子”，与范云合谋拥立萧衍篡位。事成之后，梁高祖武帝萧衍当众说道：“我起兵三年，诸将都确有功，然使我成就帝业者，乃沈约、高云二人也。”高祖受禅登基，任沈约为尚书仆射，受封建昌县侯，食邑一千户，任常侍如故。又封拜沈约母亲谢氏，为建昌国太夫人。沈约奉策命之日，右仆射范云等二十余人都来道贺，朝野上下皆谓无比荣耀。不久迁任尚书令，领太子少傅，兼转左光禄大夫，赐给鼓吹一部。沈约生性不会饮酒，又无嗜好，生活非常节俭朴素。曾在东田修建房舍，能远望郊外高山，作《郊居赋》以抒情怀。历任宋、齐、梁三朝官职，通典章制度，朝廷制定政策皆听其意见。史说谢朓擅诗，任昉精文，沈约兼而有之，但却不能超越二人诗文水平。沈约自负才高，醉心功名利禄，凭借时运而追逐权势，颇为清议所讥讽。朝野舆论之际，皆将沈约比作魏晋之际山涛，世人谓曰此乃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