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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有辩论赛留给我的印象是，这真不是人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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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秋天即将冬天的时候，我抱着终于离开这个学院的想法，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其实总体来说，这个学校还是不错的，因为不仅不干涉学生同居，而且有很多老师带头同居。比起我以前念过的很多学校，这是个比较自由的地方，只要不杀人，不纵火，不泡未成年少女，其他一切随你怎样。不幸的是这却不能再吸引我，因为它不是如我所想。而这个地方总体只能用两行字来表达，这两行字被一个前辈写在厕所墙壁上，每次去撒尿对此话的了解也更加深一层。
话大致是这样的：教室如同猪圈，学院好似妓院。
一般来说，能在这里呆满四年的人，会发现在这个地方的所听所见中，只有上面这句话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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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人在火车上十分无聊，所幸几个小时就到了北京，然后我们马不停蹄奔赴首都机场，我们还有一个带队，是中文系的一个老家伙，一般人看到这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家伙怎么还没有退休”，所以我们都很提心吊胆他会不会老死在路上。
关于学校派这么一个老人去香港的目的我至今没有想明白，说是领队，其实永远都走在队伍的最后。刚见面时便以为这个家伙德高望重，马上去巴结帮他拎包，以便以后在学分修不满的时候求此人帮忙。而三辩始终相信这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可能是因为据说“文学家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艰辛的”，此人举步维艰，光是从站台走上火车都花了半个钟头，然后我们又花了五分钟将他从出租车上搞下来，提前两个半钟头到飞机场，结果此人从安检走到登机口都花去几乎飞机从北京直飞香港的时间，致使我们差点误机。一辩数次忍不住想将此人抱着跑。
这次我们是跟随一个旅行团去往香港，可惜因为经费问题，飞机是降落在深圳，然后我们从罗湖进香港。而这个行动迟缓的老家伙致使我们几度萌生把他扔在深圳的念头。
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到了深圳以后，马上有辆车将这人接走，而我们四人则被抛在深圳，跟随一个流里流气的旅行团到处乱走。
在机场那导游热情地说：我们现在在等待接送我们的车子，大家不要急，相信它马上就会到的。这话重复了无数遍，还是不见车子。那人是第一天当导游，所以表现得很紧张。当车子终于来到以后，我们都几乎没有力气再爬上去。然后昏昏沉沉开了很久，才到了罗湖口岸，我们四人看见罗湖口岸都以为它是一个小商品市场。
然后我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导游通过安检以后在楼里绕了很久，然后终于绕到一个出口，大家兴奋得以为脚下就是香港了，结果一个小贩在那里叫，快来看看我这的xxx，深圳最便宜的……
然后我们又瞎兜了一段时间，终于稀里糊涂到达香港，然后换了票子坐上轻轨，摇摇晃晃去往红勘。
四辩掏出一个傻瓜机对着窗外乱拍不止，一辩立即对四辩说，他奶奶的，别土里八叽的，收家伙。
我因为面对完全陌生的地方，一时无法适应，索性倒头就睡。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晃以后，我们终于到达红勘。因为据说在那里是有人接我们的，所以我们和旅行团告别，独自寻找接我们的人。结果我们发现，原来红勘是个很大的地方。
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想找一个公用电话打那些要接我们的人的手机，在终于找到电话以后，一辩瞪着眼问：港币，有没有?
然后我们四处找可以将人民币换成港币的地方，最后还是托了个香港人以150比100的汇率换了一百港币，在终于找到又一个电话以后，一辩又瞪眼问：硬币，有没有?
这便是我们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以后的经历。当时的感觉和我在内地念书的感觉是一样的，没有出路，不知前途。
后来还是一辩为我们指明了出路，此人打通电话以后，还没来得及讲话，就被对方一段粤语闷得没话可说。等到对方叽里咕噜说完以后，一辩冲着话筒大叫：他奶奶的，听不懂。
然后对方马上换上一个说普通话的。据说此人是国语高手。然后她问我们确定在什么地方碰头，我们环顾四周，发现附近能看得见字的一共就一个建筑。于是一辩说：就在对面那个殡仪馆。
那国语高手马上表示不明白。估计他们还没有教到殡仪馆三字怎么说。然后四辩冲上去解释说：就是烧死人的地方。
后来对方明显不耐烦了，打断话问道：你们在什么地方?
一辩漠然看了看四周，几乎绝望地说道：红勘。
对方说：废话，我指的是红勘的什么地方在你们的地方?
一辩继续绝望地说道：电话机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