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在5月29日讲话。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的讲话，用的是这样的标题：《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在6月2日讲话。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的讲话，用的是这样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在标题之下，《人民日报》还加了这样几行字，突出了邓小平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任务和方针。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看得出，《人民日报》在发表华国锋的讲话时，用的是一般化的标题，而在发表邓小平讲话时，用了倾向性很强的标题。这表明，《人民日报》本身的“倾向性”也很强！为了这两个标题，《人民日报》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这么回忆道：
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标题引来一场严厉批评，说是两个标题为什么不一样，“你们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这样报告：标题是根据内容作的，如有错误，由我负责，没有什么意思……此事也就到此为止。但我由此加深对这次争论的重大意义的认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把斗争坚持到胜利，否则拨乱反正是搞不下去的。
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那来自“上面”的批评是汪东兴发出的。汪东兴质问《人民日报》：“你们说邓副主席的讲话‘精辟阐述’了思想，难道华主席的讲话没有‘精辟阐述’思想？”
李庄以为，对华国锋的讲话采取一般化的标题，是因为对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如果把这个主题做到新闻标题上，会造成思想混乱，对读者、对论者都没有好处。出于对各方面负责任，希望各方面都能通过的考虑，我们作了个一般化的标题：某某‘作重要讲话’”。
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华国锋讲话中的这么一段话：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这样的“主要命题”，确实无法做到新闻标题上去。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强调了要遵守纪律。华国锋说：
我们这样一个有八亿人口的大国，三千五百万党员的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要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顾全大局，发扬民主，遵守纪律。
不言而喻，华国锋是在那里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人“不遵守纪律”。
5月30日，邓小平在与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很尖锐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同的不一样，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当前思潮的一种反映。”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虽然一字未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但是邓小平讲话却如同《人民日报》所说的是“精辟阐述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实际上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胡耀邦一手审定的，邓小平没有看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一开始，邓小平也没有注意此文。由于这篇文章引起争议，邓小平仔细看了。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时，说了涉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这么一段话：“《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邓小平所说的“《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就是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邓小平所说的“6月的讲话”，就是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这段话，清楚表明他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肯定和支持，也说出了他6月2日讲话的背景。
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态度，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态度，针锋相对。其实，这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的是“两个凡是”，而批判“两个凡是”最早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华国锋、汪东兴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也因为文章批的是“两个凡是”，而“两个凡是”是他们提出的。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确实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有力的支持，是对“两个凡是”的最有力的批判。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那天，邓小平刚刚作了讲话，海军司令员刘居英马上给杨西光打来电话，简要报告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说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刘居英的电话，使杨西光深受鼓舞。杨西光马上坐车赶往刘居英家，一口气看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印发的邓小平的讲话稿。尽管杨西光知道新华社当天晚上会转发邓小平的这一讲话稿，他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可以看到，但他还是希望先睹为快，所以专门赶到刘居英家看讲话稿。
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由于是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所以《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
据姚远方回忆，邓小平不仅事先讲述了他的主要意见，而且还亲自用钢笔写了800字。这800字，就是讲话中论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一段。姚远方说，这800字，一字不易地用在讲话稿中。
邓小平的讲话分四部分：
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
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
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
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邓小平在讲第一个问题时，“精辟阐述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邓小平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派——也就是他所说是“有一些同志”：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邓小平引述了的话，来批判“两个凡是”——本人也早就声言马克思不是“先哲”：
1930年，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坚决反对在内讨论问题的时候，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种错误的心理。同志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又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邓小平又引用了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话，来批判“两个凡是”：
同志告诫全党同志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
邓小平笑称“两个凡是”派们是“收发室”：
马列主义、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邓小平在讲话中发出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所谓“打破精神枷锁”，实际上也就是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部分，是“讲讲新的历史条件”。这“新的历史条件”，分明是针对“两个凡是”派们前些日子所说的“华主席没有这样讲过”、“华主席讲的是‘新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的讲话，第二天就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而且《人民日报》为之加上了“倾向性很强”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实事求是光辉思想》，马上引起广泛注意，确实是给了“两个凡是”派们沉重一击，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有力的支持。
回顾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短短20天间的急剧变化、尖锐斗争，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其实，这20天的激烈斗争还只是一场序幕而已。紧接着，一场更大范围、更为壮阔的斗争在延续着……